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不过弹指一瞬，而对于中国和中华人民来说，却写就了一篇极为辉煌的历史篇章。从传统照明到LED照明再到智能照明，短短70年，照明行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在这风云变化的70年，无数的奋斗者奋楫争先，玉汝于成，迎来今日辉煌，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

今日，我们题一本中国照明行业70年的回忆录，以窥探那70风雨里照明发展的沉沉浮浮......

詹庆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建筑照明设计研究与实践先行者，泰斗级人物。

获奖无数，桃李天下。

“发达国家的建筑照明早在上百年前就已经与建筑同行同在，但在中国对照明的普遍重视，实际上才二、三十年的时间，比中国传统电光源行业的发展还要晚三四十年。”中国建筑照明研究和设计的先行者詹庆旋如是评价，“由功能照明到艺术照明，从技术到艺术，这是一个高度的跨越。照明在建筑上的价值不断地被发挥出来，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众多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大帝的女婿、曾先后三任罗马总督的马尔库斯·维普萨纽斯·阿格里帕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圆形广场的北部，为纪念奥古斯都远征埃及的伟大战绩而建造了一座供奉众神的庙宇，取名为“万神庙”。后遭雷击，由哈德里安皇帝于公元125 年重建。

这座古罗马建筑群中艺术经典之作的神庙，后来被世界建筑大师们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这个古代世界最大的穹顶直径43.3 米，正中有一个直径8.92米的圆形采光口，从采光口进入的阳光照亮了神庙墙上的壁画和雕塑，像一盏巨大的射灯，从早到晚缓缓移动，构成一幅奇妙的动态景观，被世界建筑界视为天然采光的经典巨作。

到了20世纪的1999年，德国柏林国会大厦重建，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以镜面和晶莹的玻璃建构的直径40米高23.5米的宏大的玻璃穹顶，实现了顶级采光照明技术与屋顶结构的融合，具有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它雄辩地演示了新采光技术时代的进步。

光始终与建筑，与城市共生共长

从公元前的罗马万神庙到1999年的柏林国会大厦；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户户昏冥烛火到今天处处灯光的不夜城，回首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侧面地见证了光技术和光文化的足迹。

“发达国家的建筑照明早在上百年前就已经与建筑同行同在，但在中国对照明的普遍重视，实际上才二、三十年的时间，比中国传统电光源行业的发展还要晚三四十年。”

“由功能照明到艺术照明，从技术到艺术，这是一个高度的跨越。60年，从黑暗到照亮再到追求舒适和美的感受，我们国家的建筑照明行业在逐渐发展。尤其是从近10年来，照明在建筑上的价值不断地被发挥出来，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众多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

——詹庆旋

光与建筑共生，光也与经济共长。因此，光环境的优劣体现出国民生活质量的水平，也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

 詹庆旋，一个在建筑与建筑灯光领域从教、从业已整整50年（注：截至2009年）的学者，从建筑设计，到建筑照明，再到光环境研究，他以亲身经历，参与并见证了光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建筑光环境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说到詹庆旋，我们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名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座1946年10月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创办的建筑教育殿堂在中国的建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体形环境论”，到吴良镛先生开创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经过了63年的发展历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和学术名家，詹庆旋就属其一。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至1946年间，因国内外局势振荡而几经易地后又重回旧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因此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由此可见，入读清华是很多莘莘学子的梦想。詹庆旋是幸运的，第二年即1953年，他如愿地考入了这所高等学府，时年才17岁。

建筑照明几乎空白

50年代，新中国仍处于建设初期，除了历代君王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的现代建筑，那么，更谈不上建筑照明与光环境。这个名词，在当时而言，完全是陌生的。

没有专业、没有学科、没有历史，建筑照明一片空白。

詹庆旋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攻读方向也是以建筑设计为主，其中有建筑物理课程。而建筑物理又包括建筑声学、建筑光学、建筑热工。但建筑光学也只涉及到自然采光，研究依靠建筑本身来解决光照的问题，比如一幢建筑是否需要设计天窗，设计多大的窗子才能保证室内光线的充足等等。对建筑物的灯光照明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字解读。

所以，确切地说，詹庆旋先是一名建筑师。但是建筑设计，成为了他之后在建筑照明与光环境领域深度研究的基础。他认为——

建筑设计涵盖了照明设计，如果不懂建筑，就很难成为一位高水平的专业照明设计师。

1958年秋，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国庆工程轰轰烈烈地启动了。詹庆旋即将大学毕业。他的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参与以清华大学为主导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这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大型建筑设计项目。

在一个建筑项目中，建筑师需要将各个专业协调和统筹起来，比如结构、空调、给排水、供电等，才能保证项目的有序进行。从方案设计，到初步设计，再到施工设计，詹庆旋全程参与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

在这个流程中，他就发现，照明只属于供电系统的一个小环节，其价值并没有被重视起来。当然，当时的国情就是如此：中国几乎与外界隔绝，大部分建筑设计理念和内容来源于苏联。中国的电光源行业也是蹒跚起步阶段，普通白炽灯和荧光灯是仅有的两类照明产品。连人大会堂使用的300W镜面反射型白炽灯，也还是由上海亚明灯泡厂特别订制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大环境，没有建筑，没有先进的照明工具，哪有更艺术化的照明？

1959年国庆前夕，北京新建的十大建筑落成。十个月的时间，集全国的力量，边设计边施工，建成了十幢宏伟华美的大厦，创造了中国建筑历史的奇迹。但是，在国庆工程中依然没有照明规划这个概念。

人民大会堂室内外的所有灯具几乎都是个性化定制的。由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担设计，大连玻璃厂、北京照明器材厂、上海亚明灯泡厂等国内少数几家工厂提供原材料及生产制造。尽管如此，人民大会堂还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个成功的照明工程案例。

由此可见建筑照明在建国十周年前后的原始状态。除了北京，全国其他地方则更无从谈起。

建筑光学启蒙

1959年毕业后，詹庆旋被留校任教，担任建筑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用现代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叫做“他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是的，就詹庆旋一个人。而且当年，他只有23岁，还是一个刚刚接触社会的青年。环境和历史推动着他担负起这一使命。

没有实验室，怎么做实验研究？没有仪器设备，怎么做光环境测量？于是，在60年代初期，他一个人开始亲自动手，一点一点地创建起建筑光学实验室。实验室是非常简陋的，没有实验设备，外国人也不肯卖给我们，詹庆旋又只好跑遍北京城，一点一点地去采购所需原材料，自己画图，到工厂加工，然后组装起简易的实验器材。

1963年，詹庆旋编写了他的第一本教材《建筑光学》，首次将照明概念引入建筑学的教学中，首次诠释了光与照明对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的作用。而他的建筑照明与光环境研究生涯，也正是由此拉开了序幕。

可是， 1966年由于文革，清华大学建筑系宣告停办，直到1976年才恢复重建。这十年间，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詹庆旋有幸参加了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建设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设计项目。同时，他还一直参与天然采光计算方法、照明标准制订等研究工作，这为文革结束后80年代照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3年，轻工部派团赴英国、荷兰等国家考察时，发现国外的高压钠灯制灯技术已经成熟。于是，代表团想将高压钠灯技术引入中国，但是由于对方要价太高，未能如愿。考察团回国后，建议自己研发，并联合清华大学建筑材料专业研制陶瓷发光管。

做成样品后，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大尺寸的测光通量的积分球，詹庆旋和他的同事又亲手用石膏加筋作成一个可沿轨道开启的直径3米的积分球，用于第一批高压钠灯的检测。就这样，一种新型光源由中国人自主研制成功。

时间推移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中国照明行业的制造企业数量开始增多，各种新型光源也相继出炉，行业总产值迅猛增加，白炽灯、节能灯等常规产品的出口数量一路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

“改革开放之前，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照明行业发展非常缓慢，照明设计与建筑设计、电气设计混在一起，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分支；教材方面，照明设计的专业性书籍很少；专业的照明设计人才几乎没有。”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詹庆旋意识到要让建筑照明的价值和光环境的理念在建筑领域得到认同和应用必须从教育入手。

1989年底，他编写出版了《建筑光环境》一书，详细且全面地对建筑照明与光环境的概念、基本知识和设计方法等做了讲解。这是可查阅的文献中，中国第一本有关建筑光环境的书籍，1990年获建设部首届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1992年台湾淑馨出版社又出版了海外版，它为之后光环境设计研究和照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毛主席纪念堂的开创性灯光设计

1999年，国庆五十年，举国欢庆，北京城也要焕然一新。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城市与建筑照明设计水平又一个提升年，具有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詹庆旋，被邀请参与两大工程的建筑照明设计。

一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外景照明设计；二是王府井商业街的整体照明规划。

这两大照明工程被视为詹庆旋具有代表意义的景观照明实践作品。一个是单体建筑立面照明设计，一个是片区的整体照明规划，在中国的景观照明建设史上都可称为样板。

图片资料/来源网络

毛主席纪念堂改造前使用特制大功率白炽灯和高压钠灯照明，阴影斑驳、照度不足。轮廓灯为25瓦白炽灯，耗电量大，寿命短，经常损坏，照明效果不尽人意。

● 詹庆旋提出的照明改造方案采用高压钠灯对建筑整体泛光照明，柱廊内用改显型的高压钠灯提高色温和亮度以区分空间层次；

● 另外，用显色好的金卤灯白光照明建筑物四周的汉白玉栏杆和树木；建筑物正面高处的“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匾额则用高显色的陶瓷管金卤灯射灯施以柔和的中性白光。

● 同时，传统的白炽轮廓灯都换成9瓦紧凑型荧光灯（节能灯），整体节电30%以上。完工后经过测量，也正好达到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规定的照度等级标准。

实践证明，这次对毛主席纪念堂的照明设计改造非常成功。这项照明工程也被评为北京市夜景照明特等奖。王府井商业街的夜景照明规划设计，则被评为1999年首规委城市设计奖。

王府井商业街夜景照明设计背后的思考

“王府井商业街夜景照明规划设计的成功，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好业主并且有一个各专业配合协作的优秀团队。业主将照明设计方案及灯具选择等决策权交给设计师，又在工程投资和实施上给予支持，我们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詹庆旋首先将这一成就归功于遇到好的业主。

 他的这番话，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照明工程建设领域一直存在的弊端和体制缺陷问题，照明设计亦包含在内。

在国外，一套成熟且正规的操作流程是，业主将一项工程设计委托（或通过方案设计竞标选定）给建筑师后，他只面对建筑师，要求建筑师全权负责。建筑师会根据费用预算和建筑设计要求，将各项工作分包给工程商、照明设计师、装饰设计师等各专业设计单位，建筑师只需要评估和监测最终的效果。

照明设计师在预算范围内，按照理想的灯光要求，去匹配他所需要的灯具产品。应该说，无论是建筑师，还是照明设计师，他们都是对建筑方案负责。他们承担方案责任的同时，也拥有了对如何实现方案的决策权利。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会更加符合预期目标。灯具产品制造商则专注于产品研发设计和品质管理。

但在中国，一项照明工程所涉及的单位或层面比较多，有政府领导、业主、建筑设计方、室内设计方、工程施工方等等。照明设计师提交的灯光设计方案和灯具选型在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被否定掉或者大打折扣。最终，一项好的照明设计方案，或许被不懂照明的业主或者被可能存在的利益环节扼杀在摇篮中。

因此，詹庆旋说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业主，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的心情，以及在做照明设计时的游刃有余。

王府井商业街夜景照明设计

王府井商业区的工程规模不断扩大，从1999年一直做到2003年，包括王府井商业街二期、皇城根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每次做新设计之前，规划、建筑、交通、园林、雕塑、照明以及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的主要负责人都会开协调会，保持沟通顺畅。

詹庆旋回忆说，面对一个共同的设计项目，各专业人员提出自己的创意，相互切磋协调，非常融洽。如果没有规划、建筑、交通、园林、雕塑以及工程施工、管理等各个部门与照明专业的配合，单靠照明把整条街扮靓是不可能的。

照明专业早期加入设计方案的构思，也会对其他专业有新的启发，同时避免后期工程实施时，理想的照明效果不能实现。由于设计和施工团队的集体努力，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王府井菖蒲河公园获得中国和联合国人居环境范例两项大奖。

不可忽视灯光的价值

随着我国社会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在大江南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热潮。作为“与世界接轨”，城市现代化建设显著标志的夜景照明建设促进了“照明经济”。

改变城市旧貌，保障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高、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商业、旅游业发展，甚至改善城市治安、交通状况，都是“照明经济”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效益。

比如广西桂林是个旅游城市，但在以前，旅客到桂林游览只是在白天做短暂的停留。建设灯光夜景，使桂林山水的夜晚价值得以开发。美丽的桂林夜景把游客留了下来。这自然也带动了旅馆业、餐饮业、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

灯光赋予桂林更大的旅游价值/图片来源网络

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在2001年时，一座城市夜间与白天传统消费比例已经由3：7上升为5：5，这一数字足以体现夜景照明的经济价值。

“因此，灯光设计将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国外大部分灯光设计都是专业的照明设计公司配合建筑师来做，许多照明设计师也是建筑师出身，在建筑艺术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国内现在很多设计基本上都是灯具销售商和照明工程公司免费提供的，由于销售和经营利益的驱使，这样的设计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现在有些业主逐渐了解到专业设计的价值了，比如花100万买了很多灯具，虽然可以免费做设计，但照明效果不见得好，还不如花20万请个专业的设计师做一个高水平的照明设计，可能用60万灯具就能得到满意的照明效果。”

詹庆旋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文节选自宋定龙《灯光艺术60年-中国照明工业发展历程》